湖北政协建言"大武汉"城市圈的中国式改革试验

　　借助“两型社会”综改区落户武汉城市圈，曾经与“大上海”齐名的“大武汉”卷土重来，但其范围远超过曾以汉口为中心的商业辐射区域，拓展到被寄予改革厚望的“8＋1”武汉城市圈。

　　其意义不言而喻，盘点30年改革开放成绩的今天，以节能减排和制度创新为特征的“两型社会”综改区试验，有望成为解决既往改革中资源环境瓶颈的突破口。

　　作为中共十七大之后获批的改革试验区，湖北省着力将武汉城市圈打造成科学发展“典范”，集全省之力建言。省政协不遗余力参与其中。“省委、省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总体方案形成过程中和上报国家相关部门前，充分听取了政协的意见”，湖北省政协主席宋育英告诉记者，省委、省政府在事关全省大局的武汉城市圈改革方案制定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协商在决策之前，先后四次分别听取政协领导、政协各专委会及各界委员意见。

　　今年3月至5月，省政协汇集各方力量，组织6个专委会、7个民主党派及工商联选择事关“两型社会”综改区发展的十个课题展开联合调研。调研组走遍城市圈9城市，105位政协委员、党派成员及专家学者积极参与，通过34次座谈和研讨结成的硕果，在5月底召开的省政协首次议政性常委会议上集中亮相，12份含金量十足的调研报告得到李鸿忠省长“针对性很强、论述层次很深”的评价。

　　大胆试验：求解资源环境瓶颈下的科学发展之道

　　“两型社会”综改区，让湖北面临大考。于是，大胆运用“试验权”，先行先试，先期做好战略环评、加速传统产业升级，成为省政协和常委建言的最佳路径。

　　“武汉城市圈处在工业化中期，具有进行‘两型’综合改革探索的生态基础和生态空间，但在建设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战略环境评价。”湖北省环保局副局长、省政协常委周歆昕说。

　　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4月在武汉、黄石、鄂州等地进行的调研印证了周歆昕的担忧，也指明了战略环评的必要性。“武汉城市圈能源匮乏、是消耗最密集的区域”，调研发现，去年城市圈每万元GDP能耗为1.73吨标准煤，高于全省1.46吨标准煤的标准，煤炭消耗量占全省能源消耗总量的64.5％。

　　不仅如此，参与调研的部分常委在5月22日的常委会议上坦陈：“目前，各地反映最多的发展制约问题，就是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问题。”大家认为，湖北要打有准备之战，应尽快启动城市圈战略环评，为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规划编制和实施提出好政策，尤其是环境经济政策、措施和建议，使整体规划事半功倍。

　　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对城市圈是个考验。“虽然城市圈科学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很大，但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实现节能减排任务很重”，参加“城市圈产业集群”调研的省政协常委、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张祖新告诉记者，“目前，钢铁、汽车是城市圈的传统优势产业，节能减排压力大、任务重。”

　　“武汉市应重点发展高新技术、现代服务等产业；周边城市要在新能源、新材料、有资源优势的环保产业、休闲产业和现代农副产品加工业上下功夫”，目睹咸宁、阳新等多个地方产业发展现状后，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描绘的城市圈产业发展路线图不失为一种选择。

　　大胆改革：探索行政区划壁垒下的协调发展之路

　　“从基建水平看，高速公路还没有完全实现城市圈内9个城区的互通和直达，圈内农村乡镇高等级公路通车率还非常低”、“城际公共交通各自为政，互设关卡；铁、水、公、空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脱节，交通运输枢纽功能难以发挥。”

　　从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足以判断，实现城市圈齐头并进、共同发展，首先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这个拦路虎。

　　“现有财政、税收、投资等各种体制、政策，从中央到地方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客观上导致了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资源因条块管理体制和相关法规限制，难以形成共建共享机制”，在5月22日的政协常委会议讨论中，省政协常委、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翔的发言得到与会者认同。

　　改革是地区发展最大动力，综改区最大政策优惠就是改革探索权。省政协认为，湖北应锐意改革，打破城市圈行政区划壁垒，实现交通、通讯、医疗、文化等公共部门和公共领域一体化，推动城市圈内交通同网、信息同享、金融同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省政协秘书长王树华用“刻不容缓”形容城市圈协调发展的紧迫性。他告诉记者，武汉市和其他八城市间要“带”不要“阻”，要“和”不要“争”，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消除市场壁垒，合力推动“两型社会”建设，是政协常委会议共识。

　　“与武汉一同获批的长、株、潭城市圈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整合，圈内基础设施建设早有规划，而武汉城市圈仅是最近几年提出的概念，建设时间更短”，“长、株、潭城市圈3个城市都在20分钟的空间距离内，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低、效率高。而武汉城市圈城市数量达9个，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巨大行政协调成本”，在“武汉城市圈基础设施建设”调研过程中，看到紧迫形势，民革湖北省委建议，城市圈改革应知己知彼，扬长避短。

　　“全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效益低，可以先重点建设城市圈核心层，如武汉—鄂州—黄石、武汉—孝感、武汉—仙桃的城际公共交通、通信的提升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民革湖北省委为“交通同网”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先易后难，稳步推进”。

　　金融是发展的后台支撑。“由于金融体制原因，目前城市圈内银行缺乏有效的统一规划、相互合作的协调机制与服务机构，限制了城市圈整体功能提升与发挥”，赴孝感、天门等城市调研归来的省政协常委王建华深感金融整合难度之大。

　　这种忧患意识同样体现在省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研报告中。“要完善圈内金融体系建设，把武汉建成区域金融中心”，报告建议实现“金融同城”，要以武汉市商业银行为主体，组建区域性商业银行；建议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在武汉设立区域总部或分支机构等，为城市圈发展提供金融后盾。

　　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圈内产业布局的合理调整、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区域间水资源保护等都成为事关改革成败的关键。“城市圈内水资源形势岌岌可危，已成为制约城市圈经济发展、危及群众健康的重要因素，必须加强区域内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和民进湖北省委的提醒言犹在耳；“武汉城市圈是粮食主产区，耕地后备资源严重不足，落实‘占补平衡’政策要求矛盾较为突出”，农工党湖北省委的分析并非危言耸听。这些都将考验转型时期政府的社会责任和执政智慧。

　　大胆实践：创新体制机制约束下的和谐发展之策

　　“无钱无政策，就需要我们在改革中突破传统体制。如，环境友好型，必然要求关闭污染重的企业，比如资源节约型，就可以大力发展服务产业、高科技产业，“好处不是现成的，关键是如何做文章，文章做足了，好处就有了，等是等不来的”。

　　创新是综改区灵魂。有体制创新主动权，湖北首次在政策机遇上，与沿海发达地区齐步前进。“湖北最大的问题是发展不足，关键是思想解放不够”，有政协常委认为，改革初期创新体制机制，首先领导要解放思想，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两型社会”建设营造良好行政环境。

　　记者在湖北省副省长田承忠到政协常委会议上通报的“两型社会”建设主要任务中看到，省委、省政府在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将重点创新“九大体制机制”。创新资源节约的体制机制和创新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位列前两位，尽显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诚意。

　　“我们要更新观念，改革所有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不相适应的政策、观念、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周歆昕告诉记者，省环保局目前正在做“两型社会”生态建设专项规划。

　　“要加强城市圈环境保护统一监督管理，建立区域环境保护协作机制，统筹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立法、环境保护规划与环境功能区划、环境综合整治、环境监测与预警系统建设，统筹城市圈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建议全面而务实。

　　创新财税分配机制，推动城市圈各城市间形成利益共同体是改革的难点之一。“城市圈之间由于税收矛盾所引起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省九三学社成员、武汉市江岸区副区长焦跃华在政协常委会议上建议，解决潜在的利益冲突，城市圈改革才能轻松上路。

　　税收政策有很强的统一性，制定政策和争取新的政策，要征得中央同意。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开出了化解税收利益矛盾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在农业产业所得税、基础产业所得税、高新技术产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等方面有挖掘潜力，建议加大对这些领域税收政策的研究与执行力度。

　　目前，综改区落户武汉城市圈，赋予了湖北后发优势，掌握了发展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30年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成为新一轮改革“试验田”的武汉城市圈在没有可循经验下起步，带着敢闯敢试精神上路。虽然改革路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但抱着落棋无悔的心态，厚积薄发的武汉城市圈将会以“先行者”姿态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乌云斯琴　毛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