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这样做记者--追记优秀新闻工作者王增志

　　他不是焦裕禄、孔繁森，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他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记者，他所做的事都是一名平凡记者应该做的事，他所具有的品格也是一名平凡记者应该具备的品格。然而，人们却忘不了他。他走后一年多，许多人仍觉得他没有离去。每有下乡或艰巨采访任务，报社领导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他，直到习惯性地拨出电话才意识到：斯人已去！

　　2006年记者节前，年仅52岁的他完成了最后一次采访任务，把稿件交到分管总编手中后，即因高烧、厌食、体力不支住进了医院，随之病情加重，半个月后就离开了人世。11月24日，他走的那天，2006年的第一场冬雪悄然落下，整个天空显得格外凝重肃穆。他的离世，让许多人不敢相信，明明不久前还跟他打过照面，明明不久前他还在乡下采访，明明报纸上还能看见他采写的文章……他怎么可能走？！他安静地回到了他的家乡——榆次区东赵乡尚村。那些天，小小的农家院落内，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这其中有市领导，有党政部门的负责同志，有他的同事，有新闻界的朋友和他扶持过的文学作者，还有许多普普通通的群众。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为赶去看他，在风雪中等车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市城区一位残疾人不顾路上的积雪与薄冰，顶着刺骨的寒风，手摇着残疾三轮车走了20多里的路，也来为他送行。他，就是晋中日报社的记者王增志。

　　深植泥土，尽心竭力为“三农”鼓与呼

　　王增志是晋中日报社农村部的一名记者。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曾有过12年在乡村从教的经历，因钟爱写作，1987年走进报社。在他从事新闻工作有限的20年时间里，多半时间是与“三农”打交道，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泥腿子”记者。20年来，他的足迹遍布晋中的山山水水，村村镇镇，用手中的笔一笔一划丈量脚下的土地，记录晋中农村的发展变迁。他以一个农民儿子和一个职业记者特有的情怀与责任关注“三农”、思考“三农”，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文章，对引导农业调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起到了非常独特的作用。他的心志有多高，足力就有多远。《为了山区孩子的明天》《大年初一逛大棚》《“倒蛋村”里看增收》《解愁乡解了“水愁”》《太行播洒“及时雨”》《村和万事兴》《让太行山绿起来》《230万农民的心愿》《小沼气做活大文章》等一篇篇源自土地、沾满露水的报道新鲜欲滴、生动饱满，无一不是他心志与足力的结晶；《卖粮难影响种粮吗？》《 药业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玉米缘何卖不出去？》《规模养殖何以独占鳌头？》《苹果为啥“红”不起来？》《大白菜出路在哪里？》《生态农业何以形成规模？》等一篇篇直面民生的诘问与思考，别有洞见，极富启迪，无一不是他爱农呵民的具体体现。20年来，他在晋中大地走了多少圈已无从统计，扶贫开发的队伍中有他，农业调产的队伍中有他，科普示范的队伍中有他，生态环境建设的队伍中有他，各项水利工程、林业工程、畜牧工程的队伍中有他，抗灾救灾的队伍中有他……山庄窝铺、田间地头、农家院落是他工作落脚的主要地方。不知是这份事业离不开他，还是他离不开这份事业，他像极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与农业、农村、农民融为一体，他心里头有种无法比喻的踏实和欣然。

　　没有记者架子，只有记者风骨

　　所有熟悉王增志的人为他画像，描述惊人地一致：憨厚朴实、平和谦逊、讷言敏行、勤勉自律、兢兢业业、踏踏实实、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淡泊名利、清贫守志。

　　他实在与所谓的无冕之王毫不沾边，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的跋扈、显摆、招摇与浮躁。如果不介绍，没有人知道他是记者。没有名贵的衣服，常年骑辆破旧的自行车，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沓稿纸、一盒清凉油是他永远随身的携带。每次被各部门邀请开会、采访，无论刮风下雨、道路远近，他从不用接送，总是早早到场，坐在一个角落里提前翻看资料，熟悉情况。每次下乡调研，和三四个人挤在一辆车里一路颠簸从不叫苦，下乡后吃农家饭睡农家炕也从不嫌弃。常常一走就是半月十天。有时工作人员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他总是一句“做这行的就是吃苦，好将就”。无论是开现场会还是随领导下乡调研，专访农户，他总是拿个本子不停地倾听、记录，之后还要不停地询问、了解、核实，从不当材料记者，一抄了之。大脑犯困时，他就用清凉油刺激清醒。稿子一见报，他总要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征询反馈意见。2002年华北五省组成的专家领导组到我市进行全国科普示范验收，当时晋中刚刚下了大雪，手头还有其它任务的增志，接到通知一点也没有推辞就随同采访了。从寿阳到榆次到祁县到平遥到介休，整整走了半个月。同年，晋中市第一届科协代表大会，从准备到开会，历时四个月，全程报道均由增志一个人承担完成。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世界银行贷款二期项目是晋中市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进行生态环境建设的大型水土保持综合工程，1999年底在我市的介休市、灵石县正式实施，2005年，为反映取得的效果，增志与市水利局水保科的同志一道，深入实地察看水保梯田建设，水保林、经济林建设，挨家挨户走访农户，调查了解情况，掌握推敲每一个数据，从农民增收的角度反映水保生态建设的成效，取得具有说服力与可信度的第一手资料，为世界银行项目后评估选在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还对多个民营水保大户做了调研，收集了大量资料，从中梳理治理模式、提炼经验，找出存在问题，为晋中市后续出台民营水保资金管理办法提供依据。增志还与水保科的同志约定一同做一个关于灵石工业反哺农业的大型调研，此项工作时间跨度大，需走访的人员比较多，不想刚刚开了个头他便辞世而去，使这项工作从调研到出稿整整延误了一年多时间。

　　世俗眼中的“另类”，天平之上的人格

　　增志在记者岗位干了20年，接触的领导不少，也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可他从未因个人的事向任何领导任何单位提过工作之外的任何要求，有时人家为了酬谢他送他份礼物，他总是脸红，坚辞不要。直到离世，他都不算报社的在编记者。老实、本分、好说话，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认真做事，低调做人，被误会时不急于辩白，被刺伤时不急于反击。在人们眼里他也算得上是另类。这种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世俗的卑微心态，某种意义上也纵容了个别人对他的“不公”。合着他天生就是卑微之类，风光出彩的场合，想不到他，又苦又累又没有油水的活，最先推给他。20年来，他发表的稿件不计其数，论资历论水平都不在他人之下，可在一些重大的集中性战役报道中，他常常被列为候补队员，他却以他惯以有之的平和心态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务。人们在增志嘴里听不到任何豪言壮语，看不到任何哗众取宠的举动，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他的为人。2005年“五一”长假期间，和顺县寒湖岭发生火灾，报社派工商部副主任温洲和他去救火一线采访，他二话不说，奉命前往。从早上8点出发到晚上8点返程，在火场坚守10个小时，一会儿跑东一会儿跑西，不停地采访，脚上的鞋子都跑坏了，午饭只啃了点不新鲜的馒头榨菜，晚上回去连夜写稿，而且主动把温洲的名字署在他前面。发稿时温洲见状立马把自己的名字划在他后面，他执意不肯，说：“你是主任，你年轻，理应放在前面。”温洲说这是他来报社和增志唯一的一次合作，却让他永久难忘。

　　敏思善行，“晴雨”在胸

　　增志木讷并非迟钝，相反他是一个很有心的人。许多涉农部门的同志说，增志常常不请自到，上门了解信息，掌握情况，把握脉象，有关农业的事一点就通，且善于琢磨，善于思考，功力扎实，笔锋见好，做事有连续性。所以但凡有宣传任务，就指名要增志去。他的许多来自基层的鲜活新闻，被许多未曾谋面的同行奉为范文，也以能与他相识为幸事。2002年夏季的一天，天气骤变，电闪雷鸣，黑云翻滚，增志凭他多年的采访经验和新闻敏感性，预感到榆次地区可能要发生雹灾，便打电话给榆次报社的同行记者连正，让他雨停后及时赶到农村采访，看看农业和农民有什么损失。连正放下电话，冒雨奔赴庄子乡，及时报道了受灾的第一新闻。当市区领导到达受灾现场时，看到记者已先一步到来，并且把灾情调查了解得一清二楚，大加赞赏。为此，连正念念不忘王增志老师的提携和指引。1997年初，地处高寒山区的寿阳县蔬菜大面积种植正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农民群众心存畏难情绪。增志在寿阳平头镇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真正摸清了农民不想大面积种菜的主要原因是怕卖不出去，烂在地里等。增志以《寿阳农民不愿大面积种菜的原因何在？》为题，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寿阳县委、县政府正确决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依据，收到很好的效果。2001年，他又以《寿阳茴子白真是做大了》为题，把寿阳县大面积种植蔬菜视为农业产业结构上的突破、农民收入结构的突破、农民种植观念的突破，将外界对寿阳认识的突破诉诸笔端，让农民群众真正喜在心里。

　　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

　　增志心存卑微，却时时不忘自己的职责；言语不多，却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候发出自己的声音。他的心始终和着时代的脉搏，跟着时代的节奏跳动。他总能把党和政府对“三农”的大政方针用浅显的道理表述出来。《防汛抗灾 有备无患》《洪灾过后》《适时保量种好种足小麦》《农民增收要有实招》《也说沙尘暴》《农民呼唤服务》《村委换届防止“四种现象”》《建设新农村，需要新农民》《建设新农村，文化需先行》《贫困地区怎样搞新农村建设》等一篇篇豆腐块言论，有如和农民朋友拉家常，娓娓道来，在行在理，入耳入心，极富引导教化功能。许多人爱看增志的文章，不是因为他多么有才，而是因为他写的都是大家关心的事，说的都是大家爱听的话。

　　几副笔墨，努力探求新闻与文学嫁接的途径

　　在报社，增志是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较多、涉猎行业部门较多、驾驭新闻文体较多的记者之一。他走到哪里就把记者的触角、新闻人的思考带到哪里，他的勤奋让许多年轻同行比之莫及甚而汗颜。“练好几副笔墨，做一个多面手”是他践行的标准。他骨子里原本是一介文人，酷爱文学，是文学让他的名字最初变成铅字，是文学帮他敲开新闻的大门。他交往的朋友中有不少是与他一起成长的文友和他悉心扶助走上文学之路、记者之路的后辈，这其中有生活无助的河南民工，有不谙世事的太行山娃。在他笔下，山水田园、草木人事都是吟咏的对象，他写故乡，写亲人，写幼时生活，写市井风情。每逢文友新著问世，他总是兴奋不已，反复拜读，继而写出评论或心得。报社有限的几次异地采访，同事们都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做彻底放松，尽情玩乐，而他却把一路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一篇篇游记，见于报端。他在给文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对文学的嗜好、偏爱，乃至于求索，热情不减；对文艺界的关注、了解，可以说是一如既往，并有意识地探求着新闻与文学嫁接途径。每每单位或个人组织外出异地采访或旅游时，归来总想写点东西，否则便觉得辜负了大好时光，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尤其是近年来，这种感觉越发地明显。所以，出游之日，不敢有丝毫怠慢、松懈，总是带着‘任务’而游山玩水，像平常外出采访似的。如果说写稿是任务、是工作，又有时效性，必须按要求、按时完成。那么，旅游又没有硬性任务，可写可不写，完全可以放松，轻轻松松、自由自在地与大自然亲近。自己却做不到，不会享受生活，自己给自己加压。你说，怨得了别人吗？” “手中一管墨，胸中墨一桶”，增志奉人民日报副总编梁衡对新闻工作者的嘱告为圭臬，一路走来，学习不断，笔耕不辍，妙笔生花，灿若星辰。

　　“脚印留在群众中，文凭写在版面上”

　　由农民的儿子走上新闻路，增志对靠自学走出大山、成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的段存章一直心存敬意。他最信奉的段老师那句“脚印留在群众中，文凭写在版面上”，一直是他用于励志、不懈追求的方向。《要把新闻当事业》，是他在读罢《总编辑的采访本》一文后撰写的一篇心得，文章对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南振中三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深入基层，记下3060本采访笔记的事迹由衷激赏，明确表示要像南总那样“把新闻当事业，而不是当职位”，做党和人民的忠实代言人，当一名优秀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已故著名记者田流也是他学习的楷模。那篇《田流同志的遗嘱》曾让他为之动容，一位老共产党员、著名新闻工作者淡泊名利的云水襟怀、松柏气节和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对他有一种巨大的引力，让他顶礼膜拜，崇敬不已。他为此写下“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的感慨。

　　他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2006年10月30日，刚刚结束十几天的异地采访回来的增志，还未来得及稍事休整，便被报社派去随市人大组织的省、市人大代表团赴各县（市）视察，期间他感觉身体不适，不想吃饭，浑身乏力。但他一直忍着，没有吱声。视察结束，11月2日晚上回到家，进门把包一撂，便躺倒在床上。3日凌晨3点，他挣扎着起来，在台灯下写完稿子，上午又骑车把稿件按时送往编辑部。当一年一度的记者节来临之际，本应轻松地欢度自己节日的他，却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住院期间，他的病情日渐加重，时而昏迷，但他仍然惦记着自己的稿子，“还有四五篇交回去的稿子没有见报呢”……11月24日，他带着未竟的事业和夙愿匆匆地去了。刊发在11月25日《晋中日报》一版的稿件《平遥县旅游中心城市建设迈出新步伐》，成了他的绝笔。

　　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然而，增志的确是太累了。现摘录他辞世前两月的日记片断：“2006年9月15日　余骑车往故里看望二老，父母见儿归来，喜之甚。带着眷恋难舍之心境、心绪、心思、心情离开故乡踏上归途，看着高堂至亲年老体衰之状，余之心情越发地沉重起来。”“2006年9月22日　一周七天来，连续开会，采访活动频繁，颇感疲惫。前两天随省领导赴东山昔阳、左权两县调研，近日总算‘交差’，下午难得松了一口气。”“2006年9月30日　昨晚下乡采访归来，颇感身心疲惫。两日午间不休息，一日八个县，可谓马不停蹄，人不下鞍，故而累也。像以上活动，十数日前也进行了一次。总言之，不及20天全市11个县（区市）及开发区转了两大圈，如此高强度行动，人困马乏，焉能不累乎？”“2006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　余随人大代表团往平遥、介休、灵石视察，为期四天的活动，主要以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建设、办理实事为内容。然而，这次活动吾身体感觉不适，肠胃发作、消化不良，以至于某日中餐未进食，几乎每晚胃口酸楚难受，直到后半夜方见好转……”

　　生命之回响

　　增志走后，报社当时分管采通的副总编薛斌悲痛欲绝地呼号：“我好悔呀！如果没有这次采访，增志不可能这么快就病倒；如果没有这次采访，增志就不会那么匆匆地离去。早已积劳成疾的增志难道没有感觉吗？不，绝对不是！只不过是他不愿违我的委派。谁能知道他用多大的毅力支撑完这次采访，完成了写稿任务，直至交到我的手中！”常年与增志打交道的涉农部门的许多领导与职工也为之惋惜不已，不胜唏嘘。市农业局蔬菜中心主任肖虎善说：“增志他走得太突然了！最初我们真的不相信。他最后一次下乡前，还来问有没有需要报道的内容。增志这个人太好了！没有一点记者架子。有事找他，从来没有过一次推辞，也从不用接送他。起先我们以为他有车，后来才发现他总是骑着一辆大自行车。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宣传，却从没有提过任何工作以外的要求。我们对他格外高看，发自内心地尊重。”市畜牧局办公室主任高立中说：“增志为人低调，只会默默做事，凡事不讲价钱，宁可为难自己，从不为难别人。”市农业局副局长梁荣先说：“我从当植保站长，到蔬菜中心主任，到副局长，与增志相处从未断过，有事找他一叫就到，工作非常踏实，真是一位好记者。”市水利局局长赵建华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认识增志了，经常与我们一道下乡，非常吃苦，非常敬业。他走后，我们非常想念他。”市直工委副书记、原下乡办主任李海龙，晋中市扶贫办副主任赵锐说：“增志关注‘三农’，关注扶贫开发，有思想，有热情，为我们的工作写了不少文章，提出不少好的建议。”市农业局原果树中心主任贾频说：“我和增志非常熟悉,我们常在一起谈文论道,交流思维方法。要说增志有什么惊人之处，我想吹都吹不来。增志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他所做的事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只不过他做到了，别人做不到。好人王增志——这是我对他最好的评价。”

　　增志走后，生前好友胡爱林为他结集出版了《王增志通讯散文集——情系黄土地》。许多领导及友人为他写了情真意切的追忆怀念文章，褒扬他的人品，缅怀他的业绩。

　　晋中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程锡景在给王增志文集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当他用爱背负起为‘三农’鼓与呼的使命，也注定了殚精竭虑的在所难免。”

　　斯人虽去，风范长存。（记者 郝俊力）

　　来源：晋中日报